X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侵华日军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欢呼胜利的这一天。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组织了南下干部支队，由邵式平等同志带队，开赴闽、浙、赣。南下干部支队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两百人左右，我是一大队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离开延安后，我们东进至山西，到达太行山，准备渡黄河。这时，突然接到中共中央打来的电报，电令南下干部支队立即停止南下，回师北上，迅速开赴东北。
原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为了先于蒋介石控制东北战略要地，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立即派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等四 名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率两万名干部进入东北。
与此同时，从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抽调主力部队十万余人，在林彪、罗荣桓、黄克诚、李运昌和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率领下挺进东北，建 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原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李兆麟、 冯仲云等亦率领所部配合苏军进占吉林、黑龙江地区。
我们接到中共中央的北上电令后，心急如焚，第二天即回师北上。沿黄河边，走出太行山区，过邯郸，穿过冀中大平原，由冀东直插山海关。
沿路无便利的交通工具代步，全凭两条腿，还要东绕绕、西转转，避开国民党和日军占 据的据点，这就需要多走许多冤枉路。
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山海关附近三十里的地方，我们正准备过关，忽然接到情报说，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几十架飞机支援下，已经空运了两个旅的兵力，先我一天抵达山海关，封锁了出关的道路，不让八路军出关。
听到这一消息，几乎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把祖国的大好河山丢给日本侵略者，他自己跑到四川峨嵋山 “修仙养道”去了。八路军和全国人民浴血抗战八年，如今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倒把手伸得长长的摘桃子来了。这怎能不令人气愤?
山海关过不去，我们只好强忍怒火，绕道西行，走了几百里路，从九门口过了长城，来到关外。我们不顾疲劳，一路急行，直插锦州方向，几天之内过了锦州赶到沈阳。
到达沈阳后，我们歇了两天，准备继续往北去黑龙江省。
这时，彭真同志找到我说：“现在第二、三大队的干部还未到达，这里有许多工作要马上开展，可是我现在手头缺少干部啊！这样吧，赴黑龙江省的一大队的干部，就留在沈阳，你先赶往哈尔滨，待二大队的干部到了以后，我立即调一列火车把你们一大队的干部运到哈尔滨！”
我搭乘苏军飞机飞到长春时，天已傍晚。林娜打了个电话，让苏军派了辆吉普车来，把我们拉到吉辽军区司令部。我们同机的七个人，并不在一起工作，在司令部喝了点红糖姜水， 暖和了一下身子，就分手了。
当天晚上，我去找吉辽军区的司令员周保中同志，他没接见我，让一名副官安排我到旅馆去住下。
说是“旅馆”，其实一无招待服务员，二无被褥，只有一张木板床。我的天，在零下几十度的寒夜里，要我在这宿一夜，那不就要冻僵了?
正在这时，有人敲了敲我的房间门，开门一看，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原来是罗志环师长来看我。我俩一见面互相问这问那，亲热得不得了。
谈话中我向他诉了几句苦， 罗师长安慰我说：“现在大家都忙得很，也乱得很，实在照顾不过来。周司令没接见，你可别往心里去。”
接着，他喊来了周保中同志的副官，批评说：“这是前去到职的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同志，你们就这么怠慢？真不像话！”
副官这才赶紧到食堂弄了点吃的，又给我抱来了几条被褥，帮我收拾。
我又对罗师长说：“我带的一个大队的干部，都被彭真同志留在沈阳了，我现在是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身上只带了一支左轮手枪，几发子弹。你能不能给我弄点子弹？”
罗师长一听，满口答应：“这有何难？后面不远，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军械仓库，要枪要子弹都有。”
他让副官带我到仓库，打开库门一看，嘿，里面各种枪支、弹药堆积如山。我倒也不客气，把左轮手枪往库房角一扔，挑选了一支崭新瓦蓝的“蛇牌”手枪，又拿了二十盒手枪子弹。我满意地向副官表示感谢。
第二天上午，我又搭乘苏军飞机，抵达哈尔滨。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当时却是千疮百痍，破烂不堪。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市内混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日本投降后才半个多月，国民党政府即委任杨卓庵为哈尔滨市市长，姜鹏飞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
姜鹏飞到达哈尔滨，亲手拟订“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所属各部队接收东北纲要”，规定收编旧东北军、伪满军、潜伏日军、 汉奸、警察、匪特等，共收编了十六个师。在姜鹏飞的卵翼下，哈尔滨市内群魔乱舞，兵、特横行，暗杀、抢劫、绑架、 强奸、放火……无恶不有，闹得人心惶惶。
我在哈尔滨下了飞机后，意外地碰见了陈云同志。他已经改了便装，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棉袍，头上戴着礼帽。
一见面，陈云同志看了我的打扮，十分关切地说：“你呀，还穿着八路军的棉衣， 一看就知道是从延安来的干部。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可不能到街上溜达，晚上市内到处打枪，土匪特务尽搞暗杀活动，很危险啊！”
陈云同志回头跟身边的秘书交代了几句，又对我说：“跟你一块去北安的干部大队。可能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为了安全，你暂时就住在对面的屋子里，不要露面，吃的东西晚上让秘书给你送来。”
秘书把我领到一间房子里就走了。天黑以后，他送来了一大包面包、香肠，对我说：“这里有个看房子的老头，我已经跟他交代过了，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可以跟他讲。”
说实话，我可不愿意老老实实呆在这“禁闭”室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人地生疏，孤身行动，多有不便，盼只盼去北安的干部早日到达，我同他们一道奔赴工作岗 位。
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才过去了一个白天。 我一个人呆在房子里，无人讲话，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变化，坐不稳，睡不着，心烦意乱地在房内来回走动，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就象山里的一只野兽突然被关进笼子里。
还好，第二天傍晚的时候，我住的“笼子”里又关进来一个伙伴，一看，原来是聂鹤亭同志。聂鹤亭同志在八一南昌起义时当过连长，红军时期我俩就熟悉。
见面后，我急切地问他外面的情况，聂鹤亭同志摇摇头说：“市内的秩序乱极了，你简直分不清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坏人到处闹事，简直是无法无天！”
他越说越气愤，挥着拳头骂开了：“他妈的，对这些家伙非狠狠地镇压一批不可！你看，搞得我们连个落脚的地点都没有，还不敢露面，这有多窝囊!”
原来他是到松江省工作的，地点就在哈尔滨，也是因为干部未到，市内站不住脚，到这里“避难”来了，难怪他有这么大的火气！
我问他：“干部队大概什么时间到?”
他说：“你们去北安的啥时到，一时还不清楚，到松江来的，估计明天早上就到了。干部到了后，我要先组织人接收公安局，然后再把火车站及车站旁边的日本特务机关接收过来。接收以后，市内来一个大清查、大镇压，把那些乌龟王八蛋狠狠收拾收拾，这样秩序就会好起来，你也就可以从这里‘解放’出去了!”说完，我俩都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清早，聂鹤亭同志就出去了，准备迎接来松江工作的延安干部。我也坐不住了，悄悄跑到了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找到主要负责人李兆麟同志，向他了解北安的有关情况。
李兆麟同志向我介绍说，北安通不了电话，对那里的情况不大清楚。他只知道日本人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已经接收了北安，一位苏军少校营长是北安警备司令，但这个少校营长不是共产党员，因此那里的政治工作可能薄弱一些。
九月中旬，东北抗联派陈雷、王钧、张光迪等二十二名同志去黑龙江省接收政权，开辟工作。继之东北局又派王堃骋、 陈大凡等十九名干部到黑龙江开辟工作，组织了嫩江地区工作委员会，王堃骋任工委书记。他所了解的情况就这些。
介绍完情况，李兆麟同志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这里刚刚接到电话通知，你们去北安开辟黑龙江省工作的干部队，已经到达哈尔滨车站，去北安的列车要到晚上才能发车，你现在就到火车站去，晚上跟火车一块出发吧!”
听说干部队已经到达，如同喜从天降，我立即赶到了火车站。
从延安来的一百九十五名干部，在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廖仲符等同志带领下，早上就到达了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后就地在火车站休息，等待着晚上乘车去北安。
他们一个个身穿深灰色布军服，一副“八路”打扮，聚集在车站上。 由于天气寒冷，许多同志初到北方，衣服单薄，冻得嘴里呵着热气，不停地跺着脚 ……
我和范式人等同志接上头后，来到干部们中间问候他 们：“一路辛苦了!”
一个年青的干部俏皮地回答：“辛苦点倒不咋的，就是天气有点太凉快。”大家哄地一声都笑了。
范式人同志对我说：“许多干部是南方人，一到关外，气候和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很不适应。但大家的情绪很好， 没人叫一声苦，没人说牢骚怪话，更没人闹情绪，这都是我们党在延安培养出的好干部啊!”
我赞同地点点头说：“是呵，他们就象一批革命的种子，将要撒在东北的大地上。”
“哈尔滨市里的情况怎么样?”范式人同志发问道。
“乱得很。”我嘱咐他：“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最好不要让大家到市里游逛。”
“这些我都跟大家讲了。”他点着头告诉我：“今天清早，我们一下车，就闹了个小小的误会，差点出事—— ”
原来，列车到达哈尔滨车站后，干部队中的三个年轻的女同志结伴到车站附近的街上买东西，遇见了几个苏联 军队的士兵。这几个士兵上前搭讪，要三个女同志跟他们去跳舞。这三个女同志不肯去，几个苏联士兵竟动手连拉带拖，硬要把她们带走。
三个女同志被缠得没法，急中生智，掏出延安抗大的学员证，上面印着毛主席像，说明是毛泽东、朱德派来的八路军干部，几个苏军士兵才肯放手，说：“闹了点小小的误会…… ”
范式人同志说：“苏联刚打完卫国战争，军队补充了一批人，不大纯洁，纪律也差，见到年青女子就拖拖拉拉， 影响很不好。不过，我们还要注意维护苏军的威信，主动搞好关系哩！”
当天晚上，我们乘上去北安的专用列车，在凛冽的寒风中，风驰电掣，飞驶了一整夜，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安。
我们到达北安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北安的当天，我们即组织召开了会议，宣布取消原嫩江地区工委，成立了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由范式人同志任工委副书记并代理书记，赵德尊任组织部长， 王堃骋任宣传部长，杨英杰任省政府副主席。同时成立黑龙江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范式人任副政委代政委，王钧任副司令员。
对其他干部的分配，因无档案，干部又是从晋察冀、陕甘宁、晋绥、太行等各地抽调的，互相不了解，职务不明确，无法合理分配，除留在省委、军区机关工作的外，其余一律按县平均摊派，所属二十二个县，每县五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县大队长、县委组织部长等职。
好在那时大家对职务的高低不计较，组织分配干啥就干啥，不在乎当官不当官。宣布分配名单时，无人争吵，无人提出要求更改，都愉快地接受任务，听从组织分配。
后来经了解，在分配到县里工作的干部中，有几个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地委书记，但这几位同志无半点怨言，从没计较过，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是我们组织上摸清了情况后，才给予了重新调整。
黑龙江省军区成立以后，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敌情严重，形势很紧，国特与敌伪残余匪帮结合，已开始向我们进行武装争夺，正处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一场争夺黑龙江省区的重大斗争的前夜。因此，省军区的中心工作是 “发展武装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在黑龙江地区站不住脚。
明确了形势和任务后，我们便开始在北安扩兵。北安有许多劳工队，都是林业和采矿工人。他们大多都是为生活所迫，从山东来“闯关东”的。在日伪反动政权的统治和土匪的欺压下，他们受尽了苦难，饥寒交迫。
听说来了共产党，要扩兵打土匪，开始他们还有点不大相信，经过我们反复宣传党的政策，他们才打消了疑虑，一串十，十串百，纷纷要求参军。
不到一周时间，省军区在北安、绥化扩兵组建了三个支队，配齐了支队干部，每个支队约有一团人的兵力。为了加强机动部队建设，省军区从干部、人员到装备重点配备了三支队，将上级调来的新四军二师一个营的班以上干部，也全部给了三支队，充实了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各县也都根据“既要放手扩大，又要能掌 握”的方针，进行扩兵，各自建立了有一至两个连兵力的县大队 。
北安有日军的军械仓库，省军区所属支队及各县武装建立后，即发给了枪支弹药。
黑龙江省工委、省军区为了武装控制北面中苏边界的黑河、孙吴两个战略要点，委派王肃、岳林等九人到黑河开辟根据地，成立自治军黑河司令部，由王肃同志任司令员，以组建武装为中心环节，全力开展工作。
至此，党中央从延安派来黑龙江的干部，和东北抗联的干部一起，象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撒在黑龙江的大地 上，在黑龙江省工委、省军区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改造政权，肃清反动派”，展开了如火如茶的激烈斗争……
中共黑龙江省工委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的 《对目前阶段工作方针》指出：目前，省政府和一大半县政权我们已经接收了，各地武装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人民热情很高，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困难的方面，是部分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汉奸伪军土匪也组织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并利用伪组织与地方大商业资本家继续操纵政权，压制人民，有的甚至拒绝交出伪政权，局部地区已开始向我们争夺，有的地方已经向我们开刀。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夜晚， 一股土匪约有八百人袭击了拜泉 。
我拜泉县大队只有不到两个连的兵力，又是新组建的，战斗力薄弱，在土匪的突然袭击下，抵挡不住，被追至南门里县政府大院。在县委书记胡林、县长倪维的带领下，扼守大院，并连夜向军区告急求援。
其实，当时军区在北安可以机动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各支队已下去剿匪，远离北安， 一时难以抽回，远水难解近渴。即使把北安全部三个机动连都抽调去增援拜泉，恐怕也难以击溃八百余众的土匪队伍。
情况十分危急，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睁睁让土匪占领拜泉。怎么办？我焦急地思虑着， 一时难以决断。
猛然间，我想到土匪最怕苏联红军，我们能不能以苏联红军的名义，趁夜色冲进县城把土匪吓跑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应急的办法，不妨试试。
主意已定，我立即调动了四辆大卡车，又找了一名会讲俄国话的翻译人员，带领一个连，分乘四辆卡车，急往拜泉驶去。
这是个漆黑的夜晚，天，阴沉沉的，看不见星光月色。半路上，飘飘洒洒地飞起雪花来。 一路上，我心绪焦急，坐在前面一辆车的驾驶室里，连连催促司机加大油门，汽车晃着两条洁白耀眼的光柱，象两把挥舞的利剑，划破漆黑的夜空，急驶如飞。
车到拜泉，沿大路从西门冲进城去。突然，西门口路旁窜出了十几个土匪， 一个个荷枪实弹，歪戴着狗皮帽子，挡住了去路，一个土匪尖声怪调地问：“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停车，快停车！”
我们的翻译在车上亮开嗓门，大模大样地用俄国话叽哩咕噜地回答：“我们是苏联红军，要进城去，你们是干什么的?”
那些个土匪不懂俄国话，一个个瞪着，惶恐不安的双眼，往车上打量，想看清车上究竟是些什么人。
我抓紧时机低声命令司机：“开亮灯，加大油门，冲过去，不要理睬他们！”
“嘀嘀——”司机狠狠地按了几声高音喇叭，脚用力踏着油门，汽车象一头发疯的猛兽，直冲过去。拦路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闪到路边。他们知道苏联红军惹不起，眼睁睁看着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他们面前驶过，没敢开枪。
我们的汽车再也没碰到土匪阻拦， 一直开进南门里县政府大院。
下车后，胡林、倪维同志惊喜地问道：“哎呀，土匪围困了县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把情况一说，他俩高兴极了，忙说：“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估计天一亮，土匪又会发起进攻，你们再不来， 县政府大院恐怕我们就守不住了。”
我告诉他们，我只带来了一个连，军区实在抽不出兵力，已命令在外剿匪的三支队九团赶往拜泉救援，明天下午就能赶到。
我强调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守住大院，等待援兵，内外夹攻，把土匪击溃。”
他俩坚定地说：“司令员，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这个大院就落不到土匪手 里。”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等待敌人来进攻，一直等到太阳一杆子高了，还没有一点动静。
于是，我派出一个连分兵两路，分别到城西门和北门察看动静。不一会，他们回来报告说：“土匪在夜间已经全部撤走了，城里空荡荡的没有一点动静。”
原来，我们夜间乘车进城后，土匪不辨真情，以为我们是苏联红军，连夜集合起队伍，悄悄往明水方向撤走了。
下午两点多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钧和三支队副政委亚明同志带领九团来到拜泉。他们说上午在赶往拜泉的路 上，遇到一股土匪队伍，估计是从拜泉撤走的。九团一打， 消灭了几十个土匪，剩下的逃到山林中去了。
当天，我以省军区司令员的名义，在拜泉发布剿匪布告。
其要点是：各县党、政、军、群各组织，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时刻准备应付土匪的突然袭击。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和掌握武装，巩固内部团结，清除坏人，大胆揭露土匪 的阴谋破坏活动；同时，警告土匪成员，只有放弃行凶作恶，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为非作歹，搞阴谋破坏活动，执迷不悟，只有死路一条!
布告张贴出去后震动很大。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又派出人员，广泛宣传，大造声势。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县大队，拿起枪杆子保卫新政权。
由于北安兵力空虚，我不敢在拜泉久留，带领部队连夜赶回了北安。
我一到北安，军区二科科长兼省公安大队长冯兴盛同志，急霍霍地向我报告：“叶司令，我看要出大乱子了！”
冯兴盛同志是一九三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办事一向沉稳老练，是什么情况使他如此着急呢?
我问：“有什么大乱子出?”
他说：“省警政厅刚查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准备武装进攻的第二号通知，内容是号召国民党员到拜泉、克山、泰安去参军；潜伏在北安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大公反共工作团，近日在北安大量散发反动传单，大造谣言，声称要烧掉北安所有建筑，使城内人心动荡。再就是，我们开始扩兵时掌握不严，连队里混入一部分坏人，有阴谋暴乱的迹象；我们省公安大队的巡查队，是我们从苏联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有九十多人，成份极其复杂，大部分是日、伪时期的警、宪、特，对我们持敌视态度，也是个隐患。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还不会出大乱子吗？”
我一听，感到情况复杂，事关重大，不容迟缓，当即向省工委作了汇报。
在范式人同志主持下，省工委连夜召开了会议，布置了 “肃反检举工作”,研究了国民党特务名单，决定把伪省长王秉铎等大汉奸、大特务秘密逮捕，解除省公安大队巡查队的武装，并派赵德尊同志到海伦、绥化布置镇压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活动。
会议还决定在北安成立一个干部学校， 分期轮流审查训练伪职官员。
散会以后，范式人又把冯兴盛同志找来，我们三个人专门研究了如何解除巡查队的武装，一直商谈到深夜 ……
第二天上午，省公安大队门前的场地上戒备森严，四周安排了岗哨警卫。省公安大队的所有人员，一律携带武器，集合开大会。
八点多钟，各分队的人员都集合入场，只有巡查队还没来。我站在台阶上，巡视了一下队伍，低声问冯兴盛同 志：“巡查队怎么还没入场，是不是……”
冯摇摇头说：“已经通知了八点入场。巡查队，哼，组织纪律涣散，吊儿郎当惯了，哪里像个兵的样子！”
又等了一会儿，巡查队进场了。他们队伍稀稀拉拉，一个个无精打采，懒洋洋地走进会 场。
我一看他们那副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气样子，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真想狠狠地训斥几句，但又一想，现在还不是发火的时候。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
巡查队进场完毕，我马上宣布大会开始。
“注意了——立正！”我大声喊着口令：“大家把武器弹药摘下来，放置各自的身体右边地上。”
队伍骚动了一阵，顿时又安静下来。大家都有点愕然，又不得不执行命令。 一阵叽里咔嚓的响声之后，把枪支弹药统统放在指定的地方。
我用目光扫了一下巡查队，这会儿他们都有点“精神” 了，一个个神情紧张，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茫然不知所措。
“向后——转！齐步——走!”队伍在我的口令下，离开了放置武器的场地，往前走了几十步，转过身来。
我走到队伍前面，板着面孔说道：“今天，省公安大队集合，我代表省工委、省军区来讲几句话。公安大队，担负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国民党特务反动气焰，巩 固人民的新政权。目前，北安特务活动猖獗，散发反动传单，制造谣言，搞得人心惶惶。在这时局动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公安队员，都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狠狠打击和揭露反动派、汉奸、特务的种种阴谋活动，坚决镇压他们的嚣张气焰!”
队伍鸦雀无声，气氛显得严肃。
我话锋一转，接着说： “然而，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中，我们公安大队还不够有力。原因何在，首先是因为我们的队伍不够纯洁，混入了一些不坚定的人，有的甚至是坏人！经调查，公安大队的巡查队，人员成份严重不纯，有许多是日、伪时期的警察、宪兵、特务。为了查清他们的历史，纯洁公安队伍， 省工委、省军区决定解散巡查队！”
队伍又一阵骚动。巡查队里有一人高声说：“我们过去虽然给日本人和伪满干过事，也是为生活所迫，可不能冤枉我们哪！”
我缓和一下口气，对他们说：“为日本人和伪满干过事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真正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即使过去做过一些坏事的，只要不继续与人民为敌，如实向我们交代清楚，我们也会给以生路，让他们重新做人。我们的政策是，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
散会以后，巡查队的武器全部收交，队员送到军区刚刚开办的干部学校，逐个进行审查。（续见2）
【叶长庚（1903年—1986年4月2日），原名樟根，出生在开化县中村乡西畈村，幼年随父辈迁往桐庐百江冯家村，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6年4月2日在南昌去世，享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