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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币圈茅台”之称的Luna币暴雷崩盘，不少投资者血本无归，给整个币圈带来巨大冲击，比特币受其影响也从四月的4.2万美元跌至2.6万美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日前公开表示，其认为代币中的很多都会暴雷。而随着国内关于虚拟币的监管愈发严格，法律规定几乎空白，司法实践没有形成统一观点意见，国内币圈人因虚拟币产生纠纷维权越来越难，其首要问题在于虚拟币受不受法律保护，这一问题一旦确定，那么司法维权就是程序性问题了。
目前虚拟币究竟受不受法律保护是存在争议的，特别是2021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也参与联合发文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风险通知”），把虚拟币是否受法律保护这一问题进一步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前虽然也有政府部门发文对虚拟币进行管制防范，但最高院从未参与过，本次最高院也参与发文，导致各基层法院对虚拟币保护本就不明确的态度进一步模糊。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
通过司法实践以及对各地各层级法院司法裁判观点的研究，笔者认为对于虚拟币的法律保护问题主流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
从虚拟币本身来讲，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币，具有稀缺性，它们的总量是有限的，其生产机制是通过“挖矿”生成，在此过程中必然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凝结了人类抽象的劳动力，另外比特币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转让，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可支配性等特点，符合虚拟财产的属性。2013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也明确肯定了“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因此，虚拟币是应当且值得法律保护的。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见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是持积极肯定态度。而我国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虚拟币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虚拟币禁止交易。在2020年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例精选中，有一个关于比特币等虚拟币保护的案例（2019）沪民终13689号案件，该案例的裁判观点就是比特币具备虚拟财产、虚拟商品的属性，应当受法律的保护，且上海一中院根据当时的《民法总则》之规定给予了其法律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予保护的案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20）黑民申2710号案件就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风险公告”）这一文件认为以持有的比特币进行投资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一、二审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裁定驳回起诉，是正当的。在笔者看来这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其他省市地区法院虽然也有依据政府部门文件对涉及虚拟币的民事行为不予保护，但一般还是会立案受理的，在审理过程中认定合同无效，然后根据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去让当事人分担责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申303号以虚拟币为标的的买卖合同案件，江苏高院依据上述风险公告最终裁判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抛开法院依据政府部门文件认定合同无效这一专业性法律问题不谈，江苏高院这一做法至少给了当事人一个解决纠纷的途径，在当前大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无奈之举。
随着2021年9月15日风险通知文件的发布，以及之后政府一系列针对虚拟交易平台的清退行为，司法实践对于虚拟币的保护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该风险通知规定：“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也就是说只有在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才会被认定为无效，否则就属于有效的民事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笔者认为这里不宜将所有涉及虚拟币及相关衍生品的民事行为均认定无效，否则，就没有必要在上述条文中加上“违背公序良俗的”这一限定性用语，直接下结论“一律无效”更简洁明了。
在该风险通知发布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6047号案件就认定了涉及虚拟币的欠条有效，该案中，一、二审法院均肯定了比特币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特别是肯定了案件中“欠条”的效力，而该欠条的给付标的就是比特币。这也印证了笔者的上述观点，即并非所有涉及虚拟币的民事行为均无效。另外，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司法典型案例——陈某诉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在该案例中杭州中院也肯定了比特币具有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认定了“挖矿机”合同的有效性。
综上，虽然法律具有滞后性，各地司法实践存在差异，但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现在一些法院也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庭审等工作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法律的空白会被填补，虚拟币这一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会有法可依，币圈人维权也将越来越便利。
